随手翻开最近一期的《读者》，一条评论映入眼帘，“最难劝回头的三件事：炒股，整容，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没想到“炒股”居然排在了另外两个敏感话题的前面。于是又一次不忍，就是因为我的回国， 竟然让妈妈，一个虽然没发大财却自娱自乐于股市十余年的老股民，退出了股市。
     我是我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生女，十余年前大学毕业，随大流去了美国“镀金”，当时可没想到这一“镀”就是这么久。虽然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可远离父母总是让我很牵挂，在归与不归之间犹豫。尤其是去年，在他们都从工作了一辈子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以后。祖国的日益强大，美国的金融危机，家人的召唤，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开始寻找机会回国效力，并有幸来到上海，从事基金投资工作，一个我在美国已经做了多年的本行。
    全新的工作环境让我兴奋，久违了的中国同事面孔让我觉得亲切，爸妈也很高兴我的选择。可就在上班的第二天，我被告知公司的规定是不仅自己不能有私人股票账户(这个我已经有心里准备，毕竟在美国的基金公司我也是这样做的)，投研人员的家人也不能炒股，而且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在美国，家人只包括配偶和子女。当年我的入行，着实让我的先生懊恼了一番，终于从穷学生的日子走出来，有了些闲钱可以在股市小试牛刀，又因为我的行业规定，不得不放弃(美国的基金公司允许员工有个人投资，但是每做一次交易之前，都要先向公司汇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几次下来，一赌气全退了出来，全当支持我的工作)。没想到，现在是妈妈……原本以为中国是新兴市场，在这方面的限制没有这么多，可恰恰相反。看着妈妈无言但很失望的面孔，我觉得很抱歉，可是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我知道纪律是不能违反的，我们从业人员在选择这个职业的同时也就选择了这份责任。
    不仅如此，公司所有投研人员在交易时间的通讯往来，都是有记录的，Email要存档，手机一上班就必须上交，交易结束之后才再见。。。早上不经意看见公司的基金经理们在前台存放手机，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
    接下来的一整套新员工培训，又让我开了眼界——各个部门的总监详细讲解他们的主要业务，工作方式，以及相应的公司规章制度。而最长的一个presentation,竟然是出自于公司的稽核监察部。从而我知道了中国的基金业早已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疏于规定;恰恰相反，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的一整套流程比我在美国工作的几家基金公司都要严格多了，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鲜明。比如说，投资和研究部门分开，交易和其它部门隔离等等;还有公司对投资决策的批示流程，投资委员会对基金经理的指导和监督，感觉上也比很多美国基金的单经理制更对投资人负责——就我所了解，美国很多基金都是单经理制，经理手下有一些分析员或助理为他做研究，交易员也通常是对桌而坐，对交易程序的监管远不如中国这么严格，手机也不用上交。记得我在一家知名券商工作时大家曾开玩笑似地规定谁的手机响了中午要请大家吃匹萨，如此而已。培训时监察稽核部总监讲到，公司的这些制度都是在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基础上制定的，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基金都应该是采用类似的模式管理，而且这些制度在当年被制定时就已经参考了美国业界的相关制度和规范，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在她的presentation中，我居然还看到了久违了的AIMR(CFA Institute)道德规范与职业行为标准，这对美国基金从业者也是很严格的要求，只是针对于具有CFA资格证书的投资人士，而不是要求所有基金从业人员必须遵守。一边听她的讲课我一边感叹，看来我又out了。
    那么，中国的基金业很好了，无事可做了吗?当然也不是。中国的基金业毕竟还是一个新兴产业，我认为基金业在发展自身，强化监管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地拓宽它的社会责任范畴。这个社会责任含义在包括通过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和内部治理控制以对基金持有人负责的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基金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为机构投资人，很多基金都会出现在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列，从而在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方面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总值占世界半数以上，基金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金，约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投资于基金，基金占所有家庭资产的40%左右。出于对基金持有人的负责和职业操守，很多基金以及其它的投资机构往往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方面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美国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会公开季度财务报表并举行每季一次公开的面对所有投资人的电话会议，如果有临时重大变动，公司还会召集临时电话会议，以说明或澄清事实。很多机构投资者利用这些机会对公司的财务、业务运作和拓展、资本分配以及公司管理层的变化提出各种问题，增进对公司的了解;在对上市公司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的透明性等置评甚至怀疑，从而试图做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最佳的投资决策。因为基金规模的庞大，在一些关键的公司决策上，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否决权，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记得我以前工作的一家基金公司持有美国一个大型汽车公司的债券，当我们发现那个公司提出的一个资本运作草案对现有债权人非常不利时，我们成功地联合了另几家同为该公司主要债权人的基金在股东大会上否决了该提议，防止了我们持有的债券的贬值，使我们基金持有人的资产免遭损失。在中国，截止到2008年末，基金规模也还只有1.9万亿人民币。在这不到两万亿的投资里，机构投资(即专业理财)只占了不到20%。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监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公司运作的不透明，又会给对投资决策的判断造成难度，甚至在一些时候使基金经理不得不为不了解隐藏的公司信息付出代价，最终使基金持有人承担损失。限于中国基金业的规模和影响，这大概不是可以朝夕解决的问题，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的良性互动，对中国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完善都应该是有利的，甚至是必须的。一个更透明、信息交流更顺畅、监管更完善的资本体系最终的受益人应该还是你我普通的投资人。
    十一长假期，在家陪父母，妈妈提问了，“现在我股票也不能买了，房价又那么高，你说我这钱该放哪儿呢?”“买基金呀!”我脱口而出。可再一问，我才发现我的妈妈，一个喜欢“看线”的典型“散户”，对基金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我趁机大秀我所谓的“专业知识”——资产配置，产品介绍，基金选择，投资期间……我告诉妈妈，我在美国工作的基金公司里，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把自己的私人账户及401(K)计划投入各种基金，我以前的老板，一个老牌的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生，一个在基金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资深投资人，对她自己的私人投资的把握也只是资产配置——她把自己的积蓄和养老金分配到几个风险收益水平不同的投资领域，再挑选好的基金并坚持投入可观的数量到公司自己的基金里面，坚持长期投资。
    不知是出于对女儿的盲目信任还是我真“忽悠”到点子上了，妈妈居然要我下次给她的太极拳友也讲一讲。看着她走进厨房的背影，我不禁在想，中国的基金业，真的是任重道远，这次海归，也许真的是归对了。